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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里，主的一句话常感动我：“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诗68:6)。我既然“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12:1)，就过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享受与神同在的日子[注1]。正如一首诗歌唱道：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我对主说：“主啊！我宁愿死在祢的旨意之下，不愿活在祢的旨意之外。”我愿如彼得所说，顺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参彼前4:2)。 上海的家(一) 1979年元月，上海周Z.X.弟兄夫妇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给南湖农场领导的申请书，其中写道： “郑惠端是我的义母，年老病重，不能劳动。我请求领导批准她回家；她的住房、生活都由我负责。” 我被捕前，即周Z.X.弟兄19岁刚上大学那一年，有一天我到周家，他妈妈对我说：“你做青年工作，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你没有结婚，就让他叫你姑姑好了。”这件事我早就忘了，但神没有忘记。在他预定的日子到来，便感动周弟兄夫妇写信。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然而，在法定的社会关系上，义母义子不算亲属；一个“反革命”政治犯，能由非亲属关系的人收容吗？再说，他们的收入有限，上海的生活费较高，怎能养得起我？这些想法没有答案，我就把申请书收藏起来。 一个月后，一位管教干部来到宿舍，关切地对我说：“郑惠端，你又病假了！” 说话之间，我忽然想起那份申请书，就取出来递给她。 “回上海？你做梦也别想！”她看过之后，摇着头说。 我心里一点也不难过，因我愿意信靠顺服主。[注3] 3月18日，劳改队医生偶然经过我的宿舍门口，打招呼后，她突然对我说：“我给你量量血压。”测量结果，收缩压为90毫米汞柱，舒张压多少？她则守口如瓶，只是说：“你要是死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她立刻跑到场部向领导干部说：“郑惠端病危，让她去上海(医疗条件较好)医治吧。”干部立即批准，恰好有个青年人来农场看望母亲后即将回上海，便安排我和他同行。 3月19日安抵上海。此时我的病情严重，几乎丧失活动能力，一天24小时只能躺着或坐在沙发上，全身浮肿，连脸部也肿得轮廓不清了。周弟兄带我看了中医，吃了一百多天的中药，浮肿才消退。 四月中旬，周弟兄夫妇联名写了一份申请书，由叶姊妹送交派出所。申请书的内容和交给农场的那一份相同。 派出所的户籍警阅后对她说：“户口要调进上海是满危险的”(意即“不可能”)。 当晚，我和周弟兄夫妇一起跪下祷告。我说：“主啊！孩子把申请户口的事全交在祢手中。如果是祢的旨意，在祢没有难成的事(耶32:17)；如果不是祢的旨意，就求祢拦阻。我情愿死在祢旨意之下，不愿活在祢旨意之外。最要紧的，是不让孩子走错路。孩子跟从祢到了鬓发苍白，现在已是最后一段路程。求祢保守我，免得孩子走岔路！如果祢要孩子住在农场，直到见祢面，我也完全心甘情愿。” 祷告完毕，心里满有平安和喜乐。[注4] 三日后，那位户籍警主动来找我(这种情况实在少见)。他说：“你要在上海报户口是很困难的。” 我回答：“不困难，关键在于你。基层干部通过了，上面不会有问题。” “话不能这么讲，”他说。 “政策不是规定‘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我正是从你这个派出所出去的。” “我可以如实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 六月间的一天，户籍警又来了。“郑惠端，你还没回农场啊！” 我以为他是来赶我回去的，便说：“我的临时户口七月底才到期哩。” “我已经把上海对你的接受证明寄给你们农场了，”他解释说，“农场也发来了公函。” 我问：“你肯定可以接受吗？” “肯定。” “那么我有家了？” “嗯，”他点点头。“你要回农场办理离场手续，再把户口报进上海。” 七月份，我的病情又有好转，叶姊妹则开刀手术切除了扁桃腺。直到八月间，周弟兄才请了四天事假，陪我前去安徽办手续。 整个农场都因我们而轰动起来，人们奔走相告：“郑惠端的儿子来接她回上海啦！” 这个说：“哪来的儿子？” 那个说：“是义子。” 又一个说：“有那么好的义子？我的亲生儿子都要和我划清界线[注一]，不让我回家！” 还有人说：“只有基督徒才能这样做！”感谢赞美主，他的名得到荣耀！ 办理手续过程中，农场干部告诉我：“福建省和上海市的公安局都来函表示可以接受你。我们考虑到上海对你的治病有利，因此同意你去上海。上海对你的接受证明是5月25日寄到农场的，正好赶上我们按照老政策办理；要是上海推迟来函，按照七月份下达的文件，就不可能放你走了。” 8月30日，我的户口报进上海市。神让我经过水火之后(诗66:10-12)，引导我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周弟兄的家也成了我敬拜事奉神的家。神对我的应许(诗68:6)，超过我的所想所求，奇妙地应验了。
注1： 这就是主所说的“住在他里面”(约15:1-10;约一2:27-28)，即先圣劳伦斯弟兄所见证的“与神同在”----是圣徒最宝贝的学习和操练。
注2：
注3：
注4：
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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