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宣道会

　　1940年夏，我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当时福州卫理会寄来200元，要我回福建工作。然而，武汉三镇[注3]刚陷入日军手中，许多同胞成了难民。武昌宣道会不畏强暴，一面坚持在沦陷区传道，一面救援难民。我顺从圣灵的引导，欣然应聘参与这一事工。

　　由上海去武昌，如同羊入狼群。怎么办？想起宋尚节博士的一段歌词：“顺旨负架，奔跑前途，有主同在可放心。”我专心交托主，求主带路。于是孤身出发，乘坐日本客轮。当我走过舱房，见有两个铺位，便默默求主安排一位同胞。感谢主！超过我所想所求，不但是同胞，而且是主内肢体黄太太，她丈夫是汉口圣经公会负责人。我们一路上互相照顾，平安到达武汉。

　　在武昌，我住在胭脂山的宣道会住宅，工作地点则是在大街上的礼拜堂，来回必须经过日本宪兵营门口[注4]。我天天仰望主的眷顾。“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来恶者”(帖后3:3)。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日本兵，追踪我不放。我在急难中(诗81:7)求主搭救。我们住宅的看门人是一位70多岁而且耳聋的老先生，院子空地很大，平日总要叩门好久，他才开门。这一次我急走到门口，狠狠一叩，庞大的门却应声开启，原来这位李老先生正站在门内，他发现日本兵跟在我后面，我一进来他立即把门关上。日本兵凶恶地踢了几下门，无可奈何地走了。

　　日军经常骚扰百姓，无故搜身、搜查室内。为防意外，我把以往的日记烧了，而且不再写日记。感谢主！让我改变了写日记的习惯[注一]，对我此后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严冬的一个深夜，我在睡梦中被门房李老先生唤醒：“郑小姐，日本鬼子来查户口了！”我说：“等一等，我穿好衣服再开门。”他在我住房的窗下急忙说：“大门被踢开了！”就赶紧走开了。我迅速披衣起床，躲在屏风后面，呼求主说：“主啊，救我！”此时，只听见皮鞋的脚步声和刺刀的铿锵声，在窗外响成一片......。

　　大约过了十分钟，响声消失了，李大娘高声喊道：“郑小姐，日本鬼子走了。”本来查户口，要把所有的人都叫齐，一个个地核对名字和照片，多一个便说是从游击队来的，少一个则说是当游击队去了。今天晚上实在例外，我满心感谢所信的又真又活的神[注5]。

　　武昌的工作告一段落，神又引导我返回上海。启程时，两位姊妹送我到汉口的德国码头。刚下三轮车，迎面来了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兵，一上来就抢走我手中的皮包，边看皮包边朝着我笑。我站在码头上呼求主施恩眷顾。这个日本兵打开皮包，把福音单张一张张扔掉，把防疫注射证明书撕掉，却把船票还给我，再把一叠钞票递还我。接着把钱包翻来复去看了看，也交还给我，然后哈哈大笑走开了。感谢神施恩的手引导我平安离开武汉，平安回到上海！

注4：
　　抗战(1937-1945)时期的沦陷区，若从日本侵略军岗亭经过(例如上海外白渡桥)，必须脱帽鞠躬，否则会挨打、受辱。

注一：
　　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敬虔圣徒的日记一旦落在无神政府干部的手中，都被看作“反动日记”而成为一个罪名。

注5：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