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天安堂

　　1937年初，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调我到福州天安堂当传道。该堂是福州年议会的总堂，下属各堂会外，还有福州协和医院、协和护士学校、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英华中学、育英中学等等。年仅23岁的我，既才疏学浅，又无经验，只有仰望召我的主，时刻听主的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前4:12)以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2:21)。

　　我的工作是主领家庭礼拜和妇女聚会，并参加布道团活动。处处看见圣灵动了善工：家庭礼拜原先只有各自家庭的成员参加，后来扩展到外人也参加，人数增至五十、六十余人不等。妇女聚会由廿人增加到一百多人。每礼拜天下午由男女信徒组织的布道团，先到礼拜堂祷告，然后分队出发，高举十架旌旗，到街□巷尾和居民家中引人归主。主日晚上的见证会更是改变原先静寂、冷淡的现象，大家踊跃发言，使主的名大得荣耀！

　　1937年，主的忠仆宋尚节博士前来天安堂主领为期两周的第三次全国查经大会(第一次在杭州、第二次在厦门)。会前，福州布道团团长叶见元先生送来一封信，要我作宋博士的翻译。我曾多次看到宋博士当场把不称心的翻译赶下台的场面，爱面子的我便婉言谢绝了。大会第一天，我站在天安堂门口忙着招待赴会的人，不料有人从背后拍我，转身一看，是宋博士。他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领唱的指挥棒，说声“走！”就把我赶上讲台。在台上，看到楼上楼下尽是人头，心里十分害怕。听到宋博士领大家唱“要倚靠主，全心靠主”，我也跟着唱。圣灵借着神的话语使我因倚靠主大得胆量、大得力量。事后，跟宋博士到过古田县、闽清县，作他的翻译。主用神迹奇事证实他仆人所传的道。

　　宋博士在古田县卫理公会福音堂领会一周，每天都有二千多人聚会；报名在第四天请宋博士按手祷告的病人多达四百余人。到第四天，讲台上设一只屏风，宋博士跪在小桌子旁，桌子上放一只盛橄榄油的盘子。病人从讲台左边上来，由我带到宋博士跟前。病人通报姓名和病情后，宋博士便给病人抹油，按手在病人头上说：“某某某，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医治你的病。”我便送被医治的人从讲台右边走下去。其间有一位姓张的弟兄，背着他的儿子上台，放在宋博士跟前，自己则走下台去。这男孩出生以来不会走路，在轮椅上坐了18年。宋博士为他抹油祷告后，我扶着这孩子说：“起来，走！”这孩子立刻站了起来，又蹦又跳地走下讲台，礼拜堂里响起了“荣耀归主名”的赞美声，经久不息。又有一位大麻疯患者被主医治，即时痊愈，全体会众深受感动，为之欢呼赞美。

　　次日下午，宋博士叫我主领感恩会。一位身穿长褂的弟兄上台后便将衣服一件件地解开，我心想他这样做不够礼貌，还没来得及劝阻，他已经把肚皮显露出来，大声说道：“我肚子上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昨天祷告后，这瘤子就不知去向了。大家看，现在我的肚皮是光亮的，一点皱纹也没有。”被主医治的人一个个上台见证主恩。整个下午，礼拜堂内充满感恩的赞美声。我自己的眼睛原来也有病，一行字看成两行，看人的脸也是如此，只好配戴眼镜，经宋博士按手祷告后，凭信心摘掉了眼镜，也得蒙医治，感谢主！

　　当时是抗日战争的第一年，福州屡遭日机轰炸。总堂牧师三番五次提出要在礼拜堂屋顶漆上美国(非交战国)国旗，想借它来保平安。这一行径受到主内同工们的反对；我在一次同工会上公开指出：“这是不要神的眷顾。”他的意见终于落空，天安堂却在神的看顾下，一直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