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病 倒


  我是在贵族化的学校念书,每项科目都用英文教授,老师也都是美国人,有的住校专任,有的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太太。记得有一次,一位神重用的宣教士明美丽小姐,带我们几个“较高等”的学生到她游行布道的船上去各地举行布道会。我们平时佣人侍候惯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照顾,更别说做普通家事了。所以我们都袖手旁观地坐在那里,让她一位宣教士煮呀、洗呀、清理呀,甚至倒脏桶也由她。她真像佣人那样,等我们吃完了就用我们的盘子吃。她确是为主舍己感人的宣教士!

  以后的年日中,我常常与这位亲爱的宣教士一同祷告,一同工作至深夜,将她的信息译成中文。我一向深深佩服宣教士,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抛乡离井,许多人甚至为了神,为了我的同胞 ,牺牲他们的生命。

  毕业后,我在中国政府办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做音乐、家政等科目的教员。课余我常向学生传福音,结果二百多名学生中有七十二名接受了基督。她们常常来我家,也来我们教会查经班。这时,报纸开始攻击我了,骂我:“这个音乐教师原来是传教的,教学生呼求神呀,神呀,唱天堂是我家。引起了家长们的震怒。”真的,许多学生实在为了信主受到家庭的逼迫,但他们在试炼中站住了,忠心到底。现在有些也住在美国,常来看我呢!

  与我一齐出去旅行布道的宣教士,多半对基督徒讲道,我就常常对非基督徒证道。我们到过许多大城市,对公立学校、教会大学、中学的师生,对医院的护士,对普通老百姓,讲过无数次的道。有时人数多得没地方容得下,要搭帐蓬,我常住进学生宿舍,只为了要接近她们。

  有时,一天讲完三次道以后,我还要忙到深夜,接见慕道的人,个别谈道。我们也到过许多穷乡僻壤过简单的物质生活。我们坐过火车、轮船、也坐过轿子,独轮车、人力车、帆船。我们遭遇过许多反对和试炼,但主是我们的先锋,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预备了无数的心田,接受他自己的救恩。

  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许多高职位的机会,与我最亲爱的同工李曼小姐一道事奉主。神在我们共同事奉中,赐给我们深挚的友爱与和谐。我因此也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要不然,没有基督徒可能进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当时门第观念太深了。许多年后,我取笑李曼小姐,说她并没有正式邀请过我与她同工。是真的,我毛遂自荐,她总是静静地说:“愿主耶稣引导你。”每次我征求她的意见,问她做什么好的时候,她总是用同样的这几句话回答我,从不表示她自己的看法。我必得供认,初初信主的时候,真给她这句话激恼了。我心里想:“为什么她不把这句话印出来呢?每次回信给我的时候,夹上一份不就得了。

  可是,她的回答多么正确,在人生的路途上的许多抉择中,我们都应当直接从神那儿得指示。我们可以请教属灵的长者,或者和主内的兄弟姐妹商量,但在最后的决断上,应该是神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

  李曼小姐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疾病、战争生死关头和几乎没法解决的困难处境中彼此照顾。当我刚刚开始与她在南京同工时,引起了一大堆的疑问。苏州的校长贝小姐和安汝慈小姐,还有别的宣教士,一个一个专诚地来问她,为什么留住我,不让我做全国性的事奉:“南京只是一个地区呀!”她们这样责问她。

  但是,李曼小姐实在没有“留住”我,是主自己领我俩在一起事奉祂。所以从这件事情又看出来,她是多么有智慧,常常用那句话回答我——“愿主耶稣引导你!”

  一九三0年初,李曼小姐开始了她的杰作,一连十一年半才完成。原来她坚决相信大多数是文盲的中国人,应该有一本比汉字更简化的圣经阅读。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采用了注音符号,于是她动手把中文新旧约圣经全本每行汉字旁边都加上注音符号。这真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杰作。

  李曼小姐可以说是最没资格,又最有资格从事这项伟大事工的人。她经济拮据,办公的地方局促,校对员是义务的,又只有一位铸字匠铸这种符号的字模。那时她已因健康关系退休了,身体虚弱,又周身疼痛不止,她的目标似乎不可能达到。而且不但没有人同情她,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人士反对她。然而,她有高深的中文造诣,钢铁般的意志,无限的信心,深信这是神呼召她的工作。这本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又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拦阻,在卅多年后才正式问世。

  一九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就这样九死一生的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以后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我病得这么厉害,李曼小姐只好放下她白天的注音工作,整天来服侍我。仅剩下累极了的三更半夜做她的校对工作。

  六个不同国籍的医生,请来看我的病,都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望。一位最著名的中医也请了来看我(我们还要付他一大笔钱,如果他在出诊中被人绑架的话),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像一盏灯,油干灯尽了,最多只能活三天。”我的家人为此替我做了殓服,买了棺材。可是,神的大能藉着李曼小姐的祷告,信心及勇气,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在以后的年日中,又经过了许多类似的幽谷。

  一九三七年,正当李曼小姐的注音工作做得颇有起色时,日本侵略中国了。但是她并没有停工。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她也不肯跟其他宣教士一道调遣返国,为的是想完成她的注音圣经工作。因而,她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两年,跟别的残废病弱的外国人关在一起。我呢,在那整整两年之中,也一直被困在病床上,患着不治之症,骨髓里藏着许多疟原虫。那年的圣诞前夕,我还活着,真是使大家惊奇不已。有一位医生公开对他的家人说:“我留意蔡小姐的病状很久了,从她的病我知道—— 一定有位真神。现在我们母子俩决定相信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也奇妙地救了我家看门的。他在我家卅五年,我父亲做官时,他总管我家门口,花园、庭院等的安全职责。当他听见我的病没有希望时,跑去见牧师说:“我也要去蔡小姐去的地方。”于是牧师指教他怎么信主,领他得救。他接着受了洗,几个月后就被主接去。有一次,当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我看见天堂的异像,也听见美妙的歌声。我想:我的时候到了,多么隆重的欢迎!

  可是我似乎听见有声音说:“不,不是正式的欢迎,只是预演而已!”我的病症,经过十六年漫长的痛苦的日子,才得到正确的诊断,那时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治疗了。疟疾连带许多附属的症状,使我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的服事主了。人的耳朵里面有三个半规管,是保持人体平衡的,我耳朵里面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所以我的平衡系统也完全破坏了。我走起路来就像个螃蟹,前摇后摆地,没人扶住就要摔倒下去。我的眼睛受不住光,在窗帘低垂、灯光密罩的暗室里,还要戴上深黑的眼镜。

  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一位耳鼻喉专家到我房里来,高声说:“蔡小姐,我知道你是个难民,而我是个专家,你是请不起我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缘故,我愿意好好检查你一次,要查出你不能走路的原因来。”

    他把房间弄黑了,将我仔细检查一番,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得了解救似的,感谢主。然后他指着天说:“蔡小姐,只有那位天上的医生可以使你再行走。当然你知道,每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保持身体平衡,你两耳的半规管都分开了,因此你今生永远不能走路了。”他并不知道致使耳朵半规管分开的原因。我要求他替我动手术。可是他只微笑地说:“我说过了,只有天上的医生能使你再走路。”这是一九五0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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