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监狱也是劳动改造的集散总站，各看守所结了案的人，都先集中到提篮桥监狱，然后遣送到各地。我们等待遣送期间，就在监狱工厂劳动。

　　1960年夏末的一天，夜幕降临时，我们一批难友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上海火车站。火车徐徐启动了，大家百感交集，有的暗中哭泣，有的低声叹息。

　　尽管上海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位能够前来送行，我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说：“再见吧！我的心切切地记念你们！”

　　没有一个难友知道火车开往何方。我现在正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来11:8)，然而我深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必定“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无论路程多么崎岖、多么漫长，甚至需要“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诗23:1-4)。有他的安慰，我又何需牵挂呢？

电站工地

　　火车终于停止在“三年自然灾害”重灾区之一的安徽省境内。下火车后，改乘轮船，再乘汽车，然后步行。同行的袁沐恩姊妹身材高大，经不起长途跋涉，步履维艰；于是，我用左臂搂着她的腰部，她的右手搭在我的肩上，两人缓慢前进。然而，越走步伐越沉重。我恳求主加添力量让我们两个天路客走完全程。袁姊妹见我负担很重，就对我说：“你自己走吧，不要管我。”我怎能忍心把姊妹撇下呢！“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腓4:13)，我们终于坚持走完约30华里[注1]路程，来到一个荒芜的农村。

　　干部指着一间小房子，说：“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据介绍，这里是地处合肥市北郊的安徽省水利电力厅火力发电一处正在建造的发电站工地。

　　我们走进“家”里一看，原来只是一座盖着芦草席的三角棚，没有地板，也没有任何家具。我们一行八十人中，许多人放声大哭，边哭边说：“这是我们的家吗？真比牛棚还不如！”我想起“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便确信这个棚子比主耶稣所住的还强。我因着他和我同住这个棚子而满心感谢。

　　我用稻草铺在地上，筑成了我的窝。这个新“家”胜过上海监房之处是四面通风和接近大自然。外面下大雨时，棚内就下小雨；晚上睡觉时，蚯蚓会爬上“床”来，青蛙还会在我们身上跳舞；有的难友在晴天把铺“床”的稻草拿到棚外晒太阳时，发现“床”底下有个带花纹的“圆盘”----原来是一条毒蛇！不可胜数的蚊子叮得人彻夜难眠。我向主诉苦说：“主啊！我白天要劳动，已经精疲力竭；没有蚊帐，晚上不能入睡，怎么能行呢？”主对我说：“孩子，两千年前有蚊帐吗？我不是照样给蚊子叮！你今天所遭受的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只有低头敬拜。

　　当时，除了特殊人物外，全国上下都食不果腹，安徽境内更是饿殍遍野[注一]。囚犯们的膳食令人难以想像：起初我们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平碗米饭，但很快就改为每天只有一个又黑又苦、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因是用山芋藤、山芋叶、花生藤、花生叶、野草等五种原料磨成粉制成的，大家把它戏称为“五香粉窝窝头”)；接着就只有一碗盐开水或一碗漂浮着几片黄菜叶的清汤。有人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盼下班，望下班，下了班来几叶青菜汤。”

　　疾病接踵而来。浮肿[注2]成为普遍现象；许多人得了低血糖病，死亡率很高。我则成了队里两个腹水患者之一，另一个是周胜美，已经死了。我的肚子鼓胀得既躺不下、也坐不住，一天到晚只能靠着墙壁站立，实在难以忍受。

　　一日下午，我既没有入睡，更没有做梦，却看见周胜美手里拿着一只药瓶，站在我跟前，把药瓶递给我。我心想：“这位患腹水病的难友已经死了，怎么来找我呢？”我便从她手里接过药瓶说：“奉基督耶稣的名赶你走！”我把手中的药瓶一摔，她就不见了。我清醒过来，又是一身大汗。当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经常出汗，以至全身就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我恳切祷告：“天父！祢孩子病了，祢要给我铺床！”

　　主感动一位和我不是同一小组的姓林的难友，趁着我入睡时，悄悄地拿走我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洗净晒乾折叠后，放回我枕边，让我享受苦难中的恩典。主还感动外地的弟兄姊妹，给我带来一些药品。按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治好腹水病，但我的腹水却一天天消退，终于干掉了。我确信这是主亲自医治的结果，正如大卫所吟唱的：“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在病中，祢必给他铺床”(诗41:2-3)；“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103:2-3)。

　　冬天到了，我们切实经历了饥寒交迫的困境。有一个清晨，我看见天已大亮，便要起床，却感到被窝沉重得连翻身都很困难，原来被上堆满了雪，我的眉毛、头发都变白了！我们的草棚抵挡不住呼啸的北风，终于开了“天窗”，让我们体验了“终夜......天气寒冷，毫无遮盖”的情景(伯24:7)。

注一：
　　安徽省宣城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十三万人，原因是县委领导虚报产量，以至农民交公粮后所剩无几。由于民愤极大，最后以枪毙县委书记了事。

注2：
　　营养不良性浮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