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

　　1948年冬，战火蔓延到长江北岸，不少师生南迁，神也把我带回福州。回想起在上海、南京工作时都有同工，现在却是单枪匹马，真感到胆怯。然而神鼓励我：“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9)。

　　福州市一片混乱，情况比抗战沦陷前夕更加严重，金融波动、货币贬值、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当时的货币(法币、金圆券、关金券等)均已失效，人们用银元当货币，金店老板大发横财，外地学生苦不堪言。我这个穷传道人更是金银全无，衣袋里只剩下几张在上海时用剩的成了废纸的法币。然而，主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该2:8)，我唯有在生活上和工作中依靠全能的主、万有的神。

　　初回福州时，我住在仓前山的苏撒拿姊妹即张师母(大家都叫她张医生娘)家。苏姊妹热心事奉主，专门接待主的仆人和使女，她的家门口挂着一个“伯大尼庐”的匾，福州学生工作就是从她家中做起的。一个主日晚上，三位国立福州音专的肢体和我一起，跪在伯大尼庐餐厅的饭桌下祷告。“神啊！祢不偏待人；在全国各地大学里，祢是怎样动了善工，求祢在福州也照样施恩！”我们凭着他的应许，同心合意地呼求。

　　感谢听祷告的神！他祝福这个小小的祷告会，使前来同心祷告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客厅容纳不下了，便打开后屏(因属木质结构住房，便于拆装)；不久又人满为患，便打开大厅两侧厢房与后厅，直通到天井，勉强容下了一百几十个人。

　　祷告会上没有讲道。大家跪下先自行祷告，然后一个接一个出声祈祷，共约两个小时，间唱一两首诗歌。感谢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被主的爱火焚烧，如火如荼，把福音之火传遍福州远近；有的组成歌咏团，礼拜天到各教会赞美神；有的说：“郑姐，你的责任是培养造就我们，第一线传福音的工作就让我们去干吧！”直到今天，如此动人的声音仍常在我耳边回荡。有的回本乡本地组织了青年团契，甚至不约而同地取名为“伯大尼团契”。

　　一天，伯大尼庐的门铃响了，同时传来“郑惠端，收报费”的叫喊声，可是我身上一文莫名，只有求主预备。紧接着，门铃又响起来，邮递员喊道：“郑惠端，收挂号信！”打开一看，是一张汇票。我请报馆的人稍坐片刻，让苏姊妹的儿子到邮局取款，付了报费。

　　一天晚上，有人来叫门，原来是米店的老板亲自送来300斤大米，并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花生巷伯大尼庐郑惠端收，送上300斤米，钱已付。”是谁送的？这么多大米一时吃不了会长虫的！第二天清早，张师母上市回来，激动地大声对我说：“昨天夜里金店全部被封，金店老板也被捉走了！”从这一天起，大米便成了市上流通的“货币”，买菜、乘黄包车、甚至寄信，非用大米不可了。

　　事隔不久，一个黄昏时分，一位弟兄送来四块银元，说：“这是你的份。”我问他银元有什么用？他说：“不知道，只是今天发工资给的是银元。”第二天，市面上禁用大米，改用银元了。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34:10)；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23:1)。

　　一天下午，大雨滂沱，主的灵感动我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传道，该院原是青年会的据点，有不少迷路的羊。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要我寻找迷失的羊。我便穿上雨衣，走了约半小时的路。刚走到该院门口，就遇见一位我认识的学生打着雨伞从另一条街道回来，她带我进入宿舍，并请来不少信主的同学。从这一天开始，每星期都在该院的大礼堂安排一次查经会，与会者逐渐增加到一百几十位，其中部份同学还到伯大尼庐参加主日晚上的祷告会，并蒙主保守直到今日。

　　山东省齐鲁医学院因战乱而南迁到福州，该院女生借住在福州协和神学院女生宿舍的四楼。有一天，主领我到医学院女生中寻找他的羊。刚踏上宿舍的楼梯，便遇见神学院的林光荣院长。寒喧几句后，他便说：“跟我来！”我不知他的用意，只好跟着走，一直走进神学院的大礼堂。他让我坐在最前排，祷告后，他对学生们说：“郑惠端小姐刚从上海回来。请她对你们讲三分钟的话。”

　　机会突如其来。“主啊！感谢祢，求祢用我。”我借着站立起来的瞬间向主呼求，紧接著作见证说：“我是卫理公会牧师的女儿，也是本院的校友。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是在母校读书的最后一年才得救，而且是被神管教得很厉害才得救的。同时，我也是在这里蒙神呼召，终身事奉他的。”

　　圣灵借着这短短的三分钟时间大大地感动听众的心。原来他(她)们中间不少人和我从前一样，既未重生又没有蒙召。在同学们的要求下，林院长准许我到神学院讲道四次。主借着这几次讲道，把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带进了伯大尼庐的祷告会。他们不但摆脱了长期受“新神学”的蒙蔽，而且共同负担青年工作。后来听说该院长很后悔那三分钟的邀请，但神开的门谁能关呢？赞美主！

　　在协和神学院礼堂做完上述见证后，我仍旧上楼，遇见一位医学院女生。她问我：“你找谁？”我说：“就是找你。”她惊讶地说：“我又不认识你。”看过我的名片后，她说：“啊！你是传道人！这里有基督徒，请你稍等一会儿，我去叫她们来。”

　　几分钟后，她领了几位基督徒同学来见我，其中有武顺弟兄和李桂林姊妹，齐鲁医学院的福音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基督徒的一切遭遇和经历，都是神预定的。当时，齐鲁学生离乡背井，到风雨飘摇的南方，蒙神保守和造就；事过境迁，虽各奔东西，却蒙神引领；三十多年后(1982年)，神竟安排武弟兄(神经外科医生)、李姊妹(妇产科医生)夫妇俩同心接待我这年老多病的肢体，一同在齐鲁大地事奉他。何等奇妙啊！

　　圣灵在国立福州音专的基督徒团契中大大做工，把得救的人数增添给他们，团契的规模日益扩大。他们同心合意广传福音：有的组成歌咏队，到各教会事奉神；有的则到本市各角落或外地做见证、传福音。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外出传福音必须承受经济上的重压。音专的肢体彼此相爱，凡物公用。一个肢体外出传道，别的肢体就拿出自己最好的衣服让他穿，并且供应他的生活需要。团契中设立了福音伙食团，弟兄姊妹们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让负责肢体办理膳食，使大家免遭饥饿。音专肢体中的戴怀恩弟兄得救不久，便有一颗事奉主的心，不但常配合我的讲道，谱写出福音诗歌，而且每个礼拜天上午单独去市监狱传福音给犯人，一直坚持到福州解放。杨心斐姊妹热心事主，日后虽遭受许多难处，却忠贞不渝，为主做美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