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三章 远征费城


  这是个寒冷的十一月早晨,天还未亮,我抖索着手拨电话给我的朋友丽安女士。她住在马利兰州的银泉镇。电话铃一直响,我一直默默祷告。如果她今天没空,我们要坐救护车到医院去的话,这一程长途旅行,一定会要了我们的老命。

  一声睡意朦胧的“哈罗”,接着是热烈、甘心的同意,草率的安排,我们的朋友就上路到我们家来了。她破记录地用二个半小时完成了一百廿五英里的路程,一路开车到我们家来。

  两天以来,我们想像中最糟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玛丽眼睛疼痛得厉害,头也痛。起初,她像往常一样,尽量瞒住我们。后来,实在痛得忍不住了,我们才发现,赶快打电话给医生。几年前,医生就警告过我们,如果中国玛丽眼睛剧疼的话,就是白内障(青光眼)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而且延迟开刀的话,还可能致命。所以我们这边在四小时内,诸事都预备妥当,动身上路了。

  所谓的“我们”是一个很谨慎的说法。你知道“我们包括谁吗?除了病人中国玛丽以外,还有同工苏珊娜还有一满车我们认为非带不可的“必需品”。丽安开的旅行客货车是最大型的,却给我们挤塞得只留下一点点空位,好让她从后窗中得到一细丝的能见度。在中国住院真是什么日用品都要随身带,甚至家人还送饭给病人吃,留在医院里照顾她。我们没有在美国住院的经验,所以还是“有备无患”的多带点好。我们的眼科专家,黄路加医生在费城的眼科医院当职。他跟我们很熟,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一定坚持跟中国玛丽一道来医院的时候,他也不劝阻我。我和中国玛丽自从回美国以来,廿三年之久,从来没分离过一天。现在我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年老,几乎全盲,又正在痛苦中的她——一个人离开我到医院去!黄医生神迹地(这是他用的字眼)办好了我也同时住院的手续,虽然医院已经挤满了病人。病历表上,黄医生注明我早就应该利用特殊精密的光学仪器,来接受一系列的检验。第二个神迹是,从医院当局得到许可,让苏珊娜跟我们住在同一间病房里,做“助理护士”。我们答应替她付病人住院的同等费用。第三个神迹是真的得到了一间三人住的空房。诚然,我们的主常常做不可能的事。医生曾经叫我们每十五分钟,替中国玛丽滴一次眼药水,减轻她眼部的压力和痛苦,就是到医院去路途中,也要照时点。至于我,像这么长的旅途,廿年来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去费城考美国公民证的时候。我不能坐轮椅,更怕人推,因为一推动我就头晕眼花。想到要再去费城,坐这么久的汽车去,真好像去月球而没有压缩舱一样,想到都要呕吐了。

  我请求丽安:“请你能开多慢就多慢。每十五分钟在路边停一会,让我恢复一下平衡。”她很巧妙地试图解释给我听,“高速公路的规则”,又是什么“最低速度”。我不大懂,我只晓得我可能半路就晕车晕死了。她真的尽她的本份,把速度降低为急速的爬行,又每十五分钟就打信号,在那四条线道的公路边停下来,让我喘一口气,让苏珊娜替中国玛丽滴眼药水。我们大家都随着旅程的进展,紧张得满头大汗。我们不住的祷告,有时出声,有时无声,祈求主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关。当丽安开到公路的最后一个三叉口,要转入通往费城的公路上时,她把车停在“只准紧急时停车”的牌子下。苏珊娜又点了一次眼药水,我呢,抓紧前面椅背,免得天地在我身边游走。那时,庞重的货车,疯狂的汽车,,紧靠在我们车窗边,飞擦而过。我们车子两边的窗子,还是用纸板挡着的。因为几天前下过一场小雪,我们两个老人都受不了那白灿灿的反光。丽安没时间看地图,或者问清楚路线,我们五点钟就把她从床上叫起来了,她也即刻就离开了家里,她已经把这件事交托给主,相信到了时候,神必预备。

  在她再次换档开车以前,尖锐的警笛声突然响起,两辆警车即刻“哧”的一声停在我们旁边。一个彪形警察,穿着笔挺的制服,戴了太阳镜,大踏步地走近丽安的车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停在紧急地带,知道不知道?”“警官,”丽安回答,“我们是紧急事呀!我在尽量赶快送这两位老人家到医院去。”

  他一看我们情形,即刻明白而同意了。丽安又告诉他,自己不熟去医院的路,他马上叫一辆警车去执行别的职务,他自己对丽安说:“跟着我就行了,只要紧跟在我后面,红灯、车速都不用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警车上的红灯,又闪又转的活动。总有半小时之久,警官领我们冲过红灯和拥塞的车辆。那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候,我们在车辆中窜进挤出。我相信我当时已经昏眩过去,以为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亲在天门口迎接我。

  终于,我们以急刹车方式停了下来,正精确地停在医院的挂号部门口。警察替我们找到黄医生以后,以手揭帽表示回答我们的致谢,就离去了。这位警察做了神派给我们的天使!因为神曾应许:“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我91:11、12)。这次对我们来说是:“免得我们在费城的市区迷宫里走错路。”

  电梯离大门只有几码远,丽安还是叫了两架轮椅,实习医生帮忙扶我们出来,入电梯。丽安留在车上看行李,而且车子只暂时以双停方式停在大门口。同时,她请电梯生再开下来拿我们的“必需品”。这个电梯生是位年岁大的人,他管我们叫“三位祖母”。他送我们上去后,真的再开下来,以为只有三个那种出门过夜的小旅行包好拿,谁知丽安大包小包的,一包包拖出车来,有器械、有行头,还有“古古怪怪的东西,像古时乡下包扎东西那样扎成一捆捆的”。他真以为自己的眼睛老花了。“你在跟我开玩笑!”他惊骇地说。除了数不清的大小箱盒以外,还有垫手臂的、扶住走路的架子、茶壶。泡茶的草药、热水瓶、吃的东西、枕头、毯子等。“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带这些家伙到医院里来的。”楼上他们一定不准,“等下我又要一样样搬下来。好心的太太,算了吧。”他请求着。

  丽安解释给他听,每一包,每一件,都是那三位“祖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同时给他一笔可观的小费抚痛,才解决了问题。等丽安上来时,看见电梯生还在摇头啧舌,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走廊上。这时,走廊上挤满了护士、实习医生、工友,大家都听说有某种侵袭来临了。后来传呀传的,又传到全院,说是一位中国皇后和她的侍从搬进一间私人病房里了。

  可是我们的病房里,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的“王权”统治。房间很大,在电梯边的角头。里面已铺好了两张普通的病床。还有一张低矮的小行军床靠在墙边,是为“助理护士”预备的。我被推进去的时候,中国玛丽已经给他们抬上病床了。我要护士把我推到行军床边去:“这张才是我要睡的床,”我正式宣告。“但是那是照顾你的人睡的”年轻的护士跟我争辩,“那不是病床,我不能放你在那儿睡。” "我一定要睡在那儿”我说,“我从来不敢睡高床。我有不平衡的毛病,睡高床会头晕会掉下床来!” "床边有围杆呀!”她紧张的请求。“我不要围杆,我要睡在矮床上!” “对不起!女士!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啊!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我坚持。“我去问主任!” 她软弱地说。说完就把我的轮椅停放在床边,跑开了。不一会儿,一位体态丰腴神气十足的女士来了。她穿着白衣,手拿一块夹板,夹了许多纸张。从她的双层眼镜后面,她迅速地查阅那些纸张。然后她转过头来大声审问苏珊娜:“到底谁是病人?”“这两位,”苏珊娜指着中国玛丽和我说,“我是陪她们的,我跟来帮忙。” “病人只能睡在普通的医院床上,任何人违反此条例,会引致保险的注销,那时我们大家都有得麻烦了!”她像打雷似的大吼。那时黄医生已经在场了,眼看着我们上演的戏剧一步步进入高潮,他很温柔却很坚决地解释给我听,我一定得睡在医院用的病床上。我终于答应了,心中祈求主保守我在那座白山上,正像祂以前保守我经过许多山谷一样,护士长看见我不再闹事了,高兴得吻我,谢谢我合作。

  我们两几乎立刻就开始了接受检验。我们被推下楼,从这间房推到那间房,一架架的机器凶狠狠地瞪着我们。对于我们两人,这些检验真是试炼与苦刑。中国玛丽已经又虚弱又疼痛,我又累又晕,而且日常的生活程序都大大搞乱了,使我们非常难受。那天晚上我们受更详细地检验,检验了整天。到晚上十一点,外科主任才把我的轮椅推到一边,跟我说:“我很抱歉的告诉你,李曼小姐眼睛从前断过一条血管,留下了疤,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替她开刀。” “如果开了,她会怎样呢?”我惊惶地问。“她可能会大量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很严肃地回答。“不开刀怎样呢?”我探索地再问,“她会极其痛苦至死。”医生不太情愿地回答。

  太空人飞往月球的途中,一直要跟德州休斯顿的总部保持联系,取得指示和修正;我也照样将我的心,藉着祷告,时常保持与我的总部主耶稣联络。我求祂现在给我清楚的指示,祂真的给了。我接着对医生说:“好的,如果她两条路都是面对死亡的话,我宁愿她从手术台上到主那儿去,不愿她这样慢慢痛苦至死。” “很好”外科主任说,“等我跟另外三位医生商量一下。”那时已经十一时半了,她和三位美国医生举行了一次密谈。似乎过了极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再叫我,好像叫到法庭去似的:你愿意签字,负她在手术台上出血死亡的责任吗?”

  我的主清楚地引领我回答:“是的,我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签。”我俩被推回房中时,差不多早上一点了。那晚还有好几位护士来,替中国玛丽准备开刀的事。我真是感觉到慈悲的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第三天清早,丽安从她住宿的地方回来了。我们立刻一起祷告,求我们的主亲自做“至大医生”。不久,几个男护士进来,将中国玛丽从床上移到床边的推床上,要推她到手术室去。他们做得那么轻柔,那么快捷,又那么纯熟那么安静,真使我惊奇不已。在我长年的疾痛中,我曾在中国进过七个不同的医院,还进过日本大阪的圣巴伯医院,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轻柔的手法。丽安跟着推床出去,但她只能跟到最后一道门的十尺之外。那扇门内躺着许多病人,等待着开刀的时间来到。

  我的心再次与天上的总部联络,“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是的,一切都在我主的控制之中。

  中国玛丽开刀开了四个钟头,开刀完,黄医生连手术外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了我的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赞美主!手术成功了!”在“至大医生”的看顾下,这些技术高明的医生完成了缝补的工作。中国玛丽还是要很小心,像这样的危急事件还是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次在祂的各方安排之下,我们能及时赶到医院,接受手术。我的检查也给医生们更清楚的诊断,使他们知道怎样保存我仅有的视力。

  我们曾经谢绝访客,因为我们需要完全休息。可是,各方友好打来问候的电话,仍络绎不绝。有一位亲爱的老朋友,居然想尽办法,通过了医院的禁关,来到我们床边。他就是密勒博士,虽然他担任宣教士四十年以后,正式退休了,可是他为主做的工作一点也没停止。暗室之后的伊朗文译本,就是他负责预备的。听说他每次在医院里坐电梯的时候都跟身边的人做见证,分福音单张给他们。正是做了一次宣教士,永远都是宣教士!

  我们在医院住了十天。要出院的时候,我送给外科医生和护士长,每人一本“暗室之后”。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卅五位住院医师和护士来要书。还有许多人要我在书上签名留念,我都来不及数有多少位了。

  回到李曼村的路上,没有那么多事故,可是有更多的喜乐。主让我们在祂的课室中,学习到了另一课程,名为“信靠我,甚至远征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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